4月14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北京某著名三甲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肿瘤患者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一些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根本无治疗价值，却还在拼命开药。有些癌症病人死了，药还堆积如山。

    这让我想起有关部门日前声明，我国“每年8万人死于抗生素滥用”之说查无出处。从国家药监局得到的数字是，2009年与2010年药品不良反应死亡总共才1000多人。说每年8万人死于抗生素滥用，就是夸大了80倍。媒体报道“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除了是一位医生的“告诉”外，严格说来也“查无出处”。

    这则报道没说“死于过度医疗”的癌症病人在因癌死亡者中的比例，也没有一个类似于“每年8万人”的具体数字，但其指控未必不比“每年8万人”严重。说“很多病人死于过度治疗”，留下很大想象空间，比如10%的比例并不算“很多”，但绝对数字绝对惊人；如果是50%，那绝对数字更是不得了。

    说我国每年8万人死于抗生素滥用缺乏官方依据，但对于这件事，关键是从什么角度来理解。有关部门的态度可能是，这个数字没有官方出处，你们不要瞎说。但换个视角，看法就不同了：每年死于抗生素滥用的人数，肯定多于医疗机构承认后层层上报的数字，真实、准确的数字到底是多少，有关部门为什么不认真调查、评估一下呢？

    在这里，归因于烟草的死亡人数很能说明问题：1999年10月29日，世界卫生组织记录死于烟草类相关疾病的“死亡时钟”开始计时，迄今全球死亡已经计数到近5000万人了。“死亡时钟”转得头头是道，但中国是一个烟草消费的超级大国，并没有针对死于烟草的人数统计，那“死亡时钟”根据什么转？但至今并没有中国有关部门站出来，宣布世界卫生组织的“死亡时钟”查无出处。

    中国没有归因于烟草死亡的人数的官方数字，不是因为这类数字没法统计或评估，而是因为我们的研究、统计与社会管理滞后。在发达国家，政府早就确认了吸烟与多种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美国政府还据此向烟草商索得了巨额赔款，法院也作出了一系列烟草商向受害者赔偿的判决。但在中国，如果谁说吸烟致癌，很多人会露出一脸的不屑，政府的态度就更别说了。

    确定在疾病、过度医疗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具体因果关系，显然很困难，但仍然是可能的，值得卫生部门去做。只有把病人的死因弄清楚了，我们才能改进医疗方案，以便将来对症下药。卫生部门才能掌握医疗领域的不当、违法行为，有的放矢地实施监管，规范“医疗市场”秩序。

    从这种意义上说，到底有多少癌症病人是死于过度治疗，其中多少人死于抗生素滥用，就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由于医院不可能承认相关死亡归因，官方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可靠的统计，有统计也不会真权威。但正如专家有办法测算归因于烟草的死亡人数一样，专家应该也有办法对与“过度医疗”有关的数据进行适当评估，即使不能彻底提示真相，也可以逼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