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案件虽已侦破，但因赎金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却在受害人家属、公安机关和法学专家中有不同的说法。

由于四处借来的1.9万元钱对于家境贫寒的胡家而言，无异于一笔巨款。因此，面对记者采访，胡盼盼和妻子李青霞表示期待能把绑匪“挥霍”的赎金追回。

“我冒着小孩被撕票的风险去报警，结果警察还要向家属要钱去赎人，那还不如我们直接跟绑匪交易?整个过程，我没和绑匪通过话见过面，赎金交付的过程为什么不透明？赎金现在据说已经被挥霍掉了，那这笔钱到底该由谁出？”胡盼盼夫妻说。

“一旦不给赎金，80％可能会撕票，所以我们才考虑用了这一方案。”周庆春说，至于赎金，财政预算中不可能有这个经费，所以公安局和家属都想了办法，办案民警还垫了不少钱。周庆春反问到：“是不是发生了这个事就是政府买单？绑匪需要的赎金都要政府给？政府能不能给？那么发一个案子政府承担得起，如果这个地方一年发100个绑架案，政府能不能承担得起？”

对此，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江西省犯罪学会常务理事颜三忠认为，这一案件暴露出三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是保障人质安全是第一位的，但打击犯罪也是公安部门的职责所在，只有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警方才能采取交纳赎金的方式解救人质；二是赎金是否给了绑匪？给了多少？受害当事人有知情权。警方应该提供与绑匪“交易”的现场录音录相等方式让当事人释疑解惑；三是绑匪收取赎金后，警方即使没当场抓获罪犯，也必须监控赎金使用去向，如果赎金最终无法追回，说明办案存在一定疏忽，受害当事人可以向公安部门提出经济补偿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