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不起补课费，不堪老师再三催讨，安徽两名小学生选择了服毒自杀。这起未遂的自杀事件，让教师强制有偿补课的潜规则染上了血色

法治周末记者 韦文洁 发自安徽阜阳

上课铃响了，孩子们开始陆陆续续走进教室。

对安徽省阜南县第二小学(以下简称：阜南二小)六年级6班的学生们来说，12月1日这个星期四的下午，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

班主任郝老师正按照课程表，给他们上语文课。而明天，被教育局停课一个多月的姜老师，将准时出现在教室，教他们数学课。

唯一有些细微变化的是，姜老师回来了，但他们的两个同学———因补课费而服毒自杀未遂的周周和平平，已经转学到别处，再也不会走进这间教室。

自杀起因老师催要补课费

“如果我死了，就怪数学老师，请警察叔叔将她抓走。”

一个多月前，10月24日下午放学后，就在这间教室里，阜南二小六年级6班的女生平平和周周，当着其他两个同学的面，服下剧毒农药敌敌畏。所幸抢救及时，并没有生命之虞。

喝农药之前，12岁的周周在黑板上写下了上述遗言。

据周周的父亲周家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导致他女儿喝农药的直接原因，是姜老师不断地催要补课费。当天下午上数学课时，姜老师又当着全班同学，问周周600元补课费什么时候交。

“老师的话语和眼神让我感觉到特别难堪。”事后，伤心的周周告诉父亲。

在新学期开学后，周周参加了姜老师在外面开办的补习班。

“本来是不想参加的，但新学期报名时，姜老师两次以孩子暑假作业没有完成为由不让报名。直到参加了她的补习班，第三次才报上名。”事后，周家亮才从老婆嘴里知道这一情况。

因家庭条件差，周周补课的事情，周周的母亲一直没有跟丈夫说。她当时的想法是，为了让老师能对孩子好一点，照顾一些，“就把补课费当送礼吧”。

临近期中考试，老师开始收补课费，平常就有些怕父亲的周周，不知道怎么向父亲开口说这件事。

10月24日这天，姜老师第三次追讨补课费，周周觉得很没面子，说不想活了，立即得到了好朋友平平的响应。

在平平这个13岁女孩的眼中，自己心情不好都是因姜老师造成的。姜老师爱在同学面前点名骂人，甚至拉到门外罚站，发怒时“眼睛瞪得大大的，很可怕”。

事发前，平平告诉过父亲王峰，姜老师一直对她不好，动不动就找茬儿，以作业没做好为由，挖苦奚落她。

最让两个孩子不能容忍的是，她们的座位一直被安排在后面，“连黑板上的字都看不清楚”。

平平事后告诉父亲，她曾被语文老师从教室后面的角落里调到中间位置，但因为没上姜老师的补课班，马上就被姜老师调回原来的座位。这样的事连续发生了两次，中间才相隔几节课。

这件事，让王峰一想起来就心痛。他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造成两个女孩心里堵得慌，压抑得“不想活了”，决定以死抗争。

因为补课费以死抗争，这并非第一起。同样的一幕，七年前在山西早已经上演。

2004年3月22日下午放学时，山西省大荔县高明镇中心小学班主任张小红，让学生第二天早上交英语补课费。

第二天，大部分学生都按要求交了10元补课费和1元电影费。学生苗苗没有交。放学时，张老师再次提到交钱的事，并声称再不交钱就不要来上学。

苗苗因未拿到规定应交的钱，害怕上课时让老师撵出去丢人，便在家中喝下“久效磷”农药。幸亏母亲发现及时，经医院抢救，终于死里逃生。

相对于这两起事件中的三位小学女生，河北省阳原县西关小学10岁的小男孩壮壮，却没有这么侥幸。

就在周周和平平服毒自杀的前一天，壮壮因为骑自行车去老师家补课，半路上和一辆三轮车相撞，被撞碎头部，当场死亡。

“无偿补课”结论滑稽

“姜老师没有向学生宣布收补课费，也没有说不收补课费。”

这句来自于阜南县教育局11月14日《调查报告》中的话，也是目前官方对这一事件所作的最后结论。

阜南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朱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事发当天，他代表教育局给阜南二小作出了三点指示：姜老师停课接受调查；学校垫付服毒学生住院费；为两个孩子请心理老师进行疏导。

事发后，家长对老师收费补课问题进行了投诉。在把两个女孩送往医院紧急抢救之后的10多天内，教育局抽调监察室和安全办人员组成调查组，连续进行了两次调查。

11月7日，因安徽当地媒体对此次事件的报道中涉及到补课费，引起了阜南县委、县政府的高度关注。因此有了第三次调查。

据调查，阜南二小六年级6班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成绩整体偏差，因考虑明年要上初中，应部分家长的要求，开学时姜老师便给全班98名学生家长都打了要求补课的电话。

自9月15日开始，到事发10月24日停办，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姜老师与班主任郝老师在阜南二小附近的粮油四部租房子，组织本班20多名学生，每周二至周五下午4：40到6：50进行补课。周三周五由姜老师补数学，周二周四由郝老师补语文。

补课是否属于有偿补课的问题，调查组未查实。

当这个调查结论一公布，其公正性立即遭到了两位学生家长的质疑。

首先是调查组人员的结构问题。虽然前后成立了三个调查组，进行了三次调查，但除了最后一次有一位县政府督查室领导参加外，整个调查组没有纪委和监察局等第三方人员参与，基本上都是教育局干部关起门来自查，等于老子查儿子，无公正可言。

其次，两名孩子和学生家长，是这次事件中最重要的证人，但直到调查结束，前后成立的三个调查组，竟然没有一个人找举报人、找这两名学生家长了解过相关问题。

就学生家长的质疑，朱亮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对这两名学生，调查组没有进行正面接触，主要是出于人道，怕她们再一次受到伤害，影响她们的正常生活和学习。至于两位学生家长，我个人当面和电话中，曾就此事和他们有过多次交流。”

朱亮认为，他们没有任何袒护姜老师的意思，但她不承认收费补课，学生家长手里又没有具体证据，调查组也没有办法。

说到证据，周家亮说，在阜南县城的大街小巷随便拉住一个学生家长问问，哪个不知道这些老师都是先上课，等学期结束时再交补课费。这样即使教育局检查时发现了，也是“无偿补课”。

“不可能不收费。这个老师要不傻，要不就是活雷锋。否则，她有必要自己花钱在外租房子开这个补课班吗？我们是不是要评她为劳模，供全社会学习？”

阜南县一位主要领导也认为无偿补课的结论“滑稽”。

密切关注此事的网友，甚至给教育局领导设计了这样的台词：“老师补课是无偿的，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学生家长被“自愿”

“只要我问心无愧，随他们怎么讲。”

姜老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我办这个补课班，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的补课费。主要是学生家长自愿，怕孩子升不上初中。”

对家长“自愿”补课的这种说法，王峰认为“可笑”。因为家长如果不“自愿”，老师治学生的高招可太多了。

如通过故意批评、座位前排调后排、罚抄作业、新学期到校不让报到、免掉班干部、评不上三好生、体罚孩子，甚至停课，连续多次找学生谈话，请家长等这一系列“特殊照顾”。

即使有个别学生家长知道老师是以赚钱为目的办班补课，这样既剥夺了学生正常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又增加了自己的额外负担，但迫于望子成龙和相互攀比的心理压力，虽然苦不堪言，最后也不得不“自愿”了。

这次事件中的周周，姜老师就是多次以她暑假作业没有完成为由拒绝让她报名的。

对好坏不一来到补课班里的学生，老师美其名曰：“好的来提高，差的为补习，一般的是辅导。”

当然，也有少数家长，并不“自愿”要求老师给学生补课。

江西省南昌县富山乡，一位叫涂义民的农民因拒不交纳学校要求交的孩子双休日补课费，最后被校长带一帮人打伤。

虽然那位校长最后受到了处理，但并不影响广大老师要求学生家长“自愿”补课。

现在这种“被自愿”的事，落到了阜南县30来岁的出租车司机程师傅身上。

在送记者去周周家的路上，程师傅说，他女儿读小学二年级，从去年到今年，老婆已经向他唠叨了好几次，说班主任几次捎话让女儿去他家补课。收费标准为，中午管一餐饭，一学期2800元。

程师傅在县城跑出租，起早贪黑，一个月也就两千来块钱。让他闹心的不是女儿一学期的补课费要花去他一个多月的收入，而是怕像邻居家的孩子一样，补课费交了，还耽误了学习。

邻居的孩子在考初中前的最后一个学期，参加了主要任课老师在家里办的补课班。让家长欣喜的是，自参加补课后，孩子似乎一下子变聪明了，语文、数学成绩突飞猛进。

然而，让邻居纳闷儿的是，在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中，孩子的成绩又一落千丈，回到了补课前的起点，语文、数学双双不及格。

经知情人士点拨，这位邻居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些老师为了对得起家长付出的不菲报酬，通常会把即将测验、考试的题目透露给学生或者一遍又一遍地辅导学生相同的题型，以造成一种‘孩子成绩上去了’的假象。”

闹心归闹心，事到临头，程师傅也没有其他选择。他打算过完年赶紧把女儿送到班主任家补课，“这事再也不能拖了”。

其实，他也不敢拖。

教师的第二职业

教师靠补课捞外快，在阜南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当地一位退休的马老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每到寒暑假、星期天，甚至中午和晚上，随便去一个班主任或主课老师家，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结队补课的学生，初中生尤盛。

2007年前，当地还只是个别老师趁暑假偷偷补课，然后逐渐发展到在外租房办班，在家里办补课班，甚至投资几十万元，专门买上一套商品房当作补课基地。

结果就形成了目前这种局面：老师“下旨”，家长执行，学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师把补课变成了心照不宣的“第二职业”。

比如姜老师办的这个补课班，20多名学生，人均收费600元，一学期收入12000元，不低于她每月2000元工资的总和。

就在此事发生前的上个月，实验中学高一的一位班主任在校外租房，规定学生每周六补课一天，每人每学期收300元，不去补课的，以晚自习为由收费200元。

按一个班有学生60名，补课与不补课的人数各占一半来计算，共收费15000元，平均下来远高于他的月工资。

阜南县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825元。

周家亮有两个孩子上学，女儿周周户口不在县城，托关系交了8000元借读费，已经耗干家底。一学期再交600元的补课费，对他这样靠种地为生的家庭，已有些力不从心。

而阜南二小3000多名学生里，有一半以上来自农村。有的家长为此不得不分期付款交补课费。

不过，在补课老师眼中，这点补课费并不高。相比南方一些发达城市，小学一个班主任老师，给五六名学生补上20节课，就有上万元的报酬，他们不过是收了点小钱。

但就是这点看似不起眼的小钱，短短几年间，让当地一些普通的中小学教师，拥有了两三套商品房，开上了私家车，身价百万元，一跃成为标准的中产阶层。

因为利益的驱动，补课不仅成为老师新的经济的增长点，而且已发展成为一种规模化的产业。

补课老师有时会借用别的学校教室为本校学生补课，或是以和社会力量联合办学为名给学生补课；再就是以学校教师被社会力量办学机构聘用为名招揽本校学生补课；也有的老师以提高学生学习成绩为由开各种新课补习班。

对这种补课致富，阜南二小的李校长说，并不完全是社会上所说的，都是老师为了捞钱。有一部分家长，想通过给老师补课费，占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客观上纵容了老师。

当地几位重点中小学校的老师就遇到过这种事，有些家长执意邀请他们补课，出于礼貌，他们不好拒绝，于是就“故意”抬高价钱，希望那些家长“知难而退”。

没想到，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阻止家长们的补课热情，反而使得水涨船高，补课费越来越昂贵。

相关处罚过于仁慈

对多年来发生在眼皮底下的收费补课，难道教育主管部门毫不知情？

“老师在补课班上讲，只要媒体不曝光，他就不害怕。”马老师告诉记者，其实在每学期结束时，各学校校长都会打招呼让教师不要在校外办班补课，教育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来制止，可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要不让媒体曝光，校长和教育部门是不会管的。

即便有人举报了，通常的处罚也就是取缔补课班，退回补课费，老师写检查，通报批评或记过，被开除的几乎没有。

这次姜老师事件，虽然遭遇省内外多家媒体报道，结果似乎也不例外。

11月21日下午，阜南县教育局在全县中小学校长大会上通报了对此事的处理结果：“给予姜老师记大过处分，给予李校长和班主任郝老师记过处分。”

得到这个消息，姜老师的态度是“能理解，无所谓”。

这种“一年(记过)或一年半(记大过)不参加评优评先，晋级提拔”的处罚措施，对老师的个人前途影响并不大，马老师告诉记者。

事发后一直要求开除姜老师的家长王峰，认为这种今天纸上记一下，明天就过去了的“记过”式处罚，过于仁慈，对补课老师根本起不到震慑警示作用，甚至是鼓励和纵容。

“如果不信，你问问阜南二小的领导，现在还有没有老师在校外收费补课？”

当记者把王峰提出的这个问题，当面请教李校长时，他回答得很干脆：“我不能保证没有。”

“即使开除了姜老师，谁能保证，阜南就能彻底清除收费补课现象？”李校长认为，在目前法律尚未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仅靠某一地区或学校对老师从事收费补课作出限制和规范，的确有难度。要杜绝此风，必须由国家有关部门系统性地制定和出台具体法规条例，予以规范。

“我不想让此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县委一位领导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刚开始，教育局的处理意见是将姜老师调离教师岗位。但看到她丈夫暑假刚出车祸，她自己又出了这个事，从挽救和教育的目的出发，我们不想一棍子把她打死。”

“不要再纠缠责任了，因为孩子毕竟没啥大事。”事发后，有人劝王峰。

与王峰不同，周家亮的态度更近乎息事宁人：“小孩子没事就完了。”

在宣布这个处理意见的当天上午，当周家亮和王峰与李校长签完“二小承担两个孩子全部住院费(15000多元)，补助给每个孩子6000元的营养费，为她们请一个心理辅导教师，并安排到其他学校上学”的协议后，一走出阜南二小的大门，周家亮便拿出手机，删除掉所有与此事有过联系的记者和律师的电话号码。

作为家长，周家亮不想再提及这件事，怕一不小心伤害到已经转学到外校读书的女儿。

11月28日的下午，当《法治周末》记者在阜南二小六年级6班，周周和平平曾经读书的教室，问一个叫欣欣的同学：“如果下次遇到老师办补课班，你去还是不去？”

这个11岁的小女孩，在使劲眨了一下眼睛后，回答说：“应该会去，也应该不会去。一切听妈妈的！”

那么，妈妈听谁的呢？

作为学生家长，王峰现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别说600元，10万元我都会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