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公务人员收送“红包”、领导干部超标准使用公务车、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三个突出问题，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三项治理”。全市公务人员主动上交“红包”6585.9万元，清理超标车6327辆，纠正229名领导干部涉嫌违规经商办企业的行为。（1月26日《重庆晨报》）

　　禁止领导干部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红包”，有关方面几乎年年都在重申，也年年都在进行专项治理，效果如何呢？我们不妨就以重庆为例：2009年，重庆对领导干部收取礼金等不正之风进行了专项治理，1—9月，全市各级领导干部1080人上缴礼金和有价证券957.4万元，其中涉及厅级干部123人。（据2009年11月11日《重庆时报》）

　　由9百多万到6千多万，重庆领导干部上交“红包”的数额，在1年间足足翻了7倍，即便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这个涨幅也是相当惊人！而且这还是在年年专项治理下的结果，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而这种现象，恐怕也绝不会是重庆一地的独特景观。

　　是什么导致官场“红包”越治越多？应该说，尽管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与有关方面轻“惩前毖后”、重“治病救人”的治理思路亦不无关系。比如很多地方，出于保护或挽救大多数人的考虑，只是要求领导干部主动上交“红包”，并且承诺在限期内上交的一概不予以追究，至于这些“红包”究竟是怎么来的，则很少甚至根本就不去过问。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怪象：领导干部只要上交了“红包”就能撇清一切干系，上交越多越光荣；而那些送“红包”的人，非但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反倒成了陪衬红花的绿叶。“红包”一交，收者送者皆万事大吉，如此治理，又怎么能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也就难怪效尤者有如过江之鲫了。

　　收“红包”和送“红包”，是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而无论收还是送，都是为制度和纪律所不容许的。一些单位或个人之所以敢于置三令五申于不顾，乐于给领导干部送“红包”，并不是他们不懂规矩，在明知故犯的背后，或是跑官要官，或是寻求保护伞，或是为自己的家人或朋友谋取不正当利益……总之，大都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和目的，哪怕就是没有现实意图的所谓感情投资，也无不是放长线钓大鱼，在为今后的诸事方便做前期铺垫。要相信，没有谁会犯傻到跟自己都过不去的地步，要拿自己的钱去白白送人，更何况，在这些慷慨的“红包”之中，本身也还存在有钱财来历不明的嫌疑。

　　故而，在领导干部收受“红包”这个问题上，同样也要强调从源头抓起，实行标本兼治。笔者认为，要有效遏制官场“红包”泛滥现象，就应当从这样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对收受“红包”的领导干部，不仅要令其主动上交“红包”，还必须将“红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不能一交了之；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不能只管坐地收钱，还应当搞清楚这些“红包”究竟是谁送的，以及为什么送，并顺藤摸瓜，调查核实其中有无权力腐败的蛛丝马迹。如此双管齐下，方能使专项治理达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