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很无聊。

    一直反反复复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关注山西疫苗的进展情况。接触了正面媒体（譬如新华网）所谓的还原事实真相的报道，也从侧面媒体（譬如中国经济时报或者南方周末报）听到一些截然不同的声音。然而，几天下来，却觉着有种东西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了。更接近事实，更接近真相，难道是件好事吗？还是让人有了无法承受之重？

     无论从去年的三鹿奶粉事件，还是从最近的山西疫苗事件，以至于南平校园血案，孩子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不知是不是因为身为母亲的缘故，看到弱不禁风的孩子受到伤害，总是忍不住心中的悲与愤！曾几何时，那尚在襁褓的婴儿因为不小心误食了毒奶粉而小小年纪便患上肾病，而现在，活蹦乱跳的孩子因为不小心打了根预防针而几成残疾或致死了？那晨起早候在校门口的孩子竟不幸遭遇心态失衡的医生以致八死四伤一植物。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如朝露般夺目的孩子一而再再三地不幸地被推上时代的风头浪尖？我们的社会，我们这个时代应该给孩子怎样一个保险至少安全的环境？

    三鹿事件如今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南平血案因为主犯和案发原因的简单直白，除却那些逝去亲儿的父母和遭受一样危机的孩子仍需要心理辅导，也许也会很快在许多人的心里落了幕。然而，山西疫苗事件因为案情的似乎较为错综复杂而得以继续纠集在大众的视线里，因为，3月20日，卫生部宣布将派员进驻山西调查疫苗事件，这大体可以理解为前朝古代的钦差入省，只可惜是明察，而非暗访。

     然而，早在钦差大臣明察之前，已有人做了一些似乎不太务正业的暗访之事，此人便是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王克勤。他有这么一句话，可以很好的解释自己为什么非得做这种类似于出格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选题比经济类的选题要重要得多，因为孩子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没有什么事情比生命更重要。”正是这种不敢藐视生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这位媒体人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从山西最北部的天镇县到最南边的运城市，纵横奔走，面对面采访了36个家庭，获得了78个患儿的详细资料及相关实物证据。越是深入，越让他觉得，致病致死儿童与疫苗之间肯定有着某种关联，与原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科科长陈涛安的接触使他更坚信了这种推测。如果说，王克勤只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媒体人，那么陈涛安则是一个专家，一个有着良知和正义感的专家，其实，他早在2007年始，就一直持续举报高温疫苗了，以及那个具有山西特色的山西疾控标签，因为正是由于必须在出厂后贴上这么一个特色标签从而导致疫苗被长时间高温暴露，从而最终成为隐形杀手。而正是这么一个标签，背后却藏着巨大的利益。如不是无知无良的商人为了二类疫苗的潜利巨大的市场而利益熏心，如不是无德无知的为官者为着那背后巨大的利益而寻租，恐怕两者不会这么成功狗合，以致于把一个私人的皮包公司最终鼓捣成卫生部的一个企业，以致于把一个私企的经理鼓捣成为疫苗配送中心的主任，这一切是显得那么地滑稽可笑。然而更可笑的是，上级主管部门省卫生厅不仅对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不知不查不办，相反，在事发后，却频做擦屁股之事，只是这样的屁股不仅擦得不漂亮，（譬如卫生厅组织的违反回避原则的专家鉴定，譬如存在舞弊的卫生厅鉴定。）相反，有自送小命之嫌（譬如虚构的卫生部调查结果，譬如前几天召开的十分钟的新闻发布会）。而做为最高层的卫生部监察局其实早在2008年11月便介入调查此事，只可惜是，卫生部的监察局份内之事只是“调查疫苗案中的行政违法、违规问题。”而疫苗抽检鉴定这么攸关生命存亡的问题对于他们而言，纯属业务问题，监察局的人说：“不是监察局的调查范畴”。而作为这一帮最高层的据说具有最高素质的官员们，他们自身的确没有在山西的县区抽样送检的责任，可是，连通报卫生部相关职责部门深入调查疫苗鉴定问题的责任也没有吗？在他们的眼里，只有职责和份内这两个词，没有良知，更谈不上关乎民生！于是，更多的注射疫苗致病致死儿童出现，而更多的遭遇此类事件的患儿家庭欢歌成悲曲，尽管四处上访申诉，然而处处碰壁。

    直到，这个事情由一个山西媒体人捅到了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王克勤那里，而王在历经了半年多的客观求证调查之后，出手了那篇“关于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后，整个事件终于曝光在全国大众面前，然而，就是这样的正义良知的声音在面对整个公权力时，它却成了一种杂音，一种不河蟹的杂音。文章刊出后，先有山西卫生厅的随后声明：称“目前，山西省未接到因注射疫苗出现聚集性异常反应的报告”。当晚，山西省卫生厅再次通过新华网发布消息，称“报道基本不实”，并称山西省主要领导作出批示，要求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认真处理。然而“认真处理”无非是一种搪塞或者公式化的说辞，山西省卫生厅所称“已根据线索，紧急安排人员赴基层逐一作调查核实”，实际上却从未联系该报要求提供患儿的真实姓名等线索。后有来自我国最高行政级别卫生部门在山西疫苗事件之后发布的这一材料，虽未直指山西疫苗风波，但措辞相当直接。在“总体安全”论之外，该材料表示，“近年报道的多起‘接种事件’，均没有证据表明与疫苗质量有关”，目前在安徽发现的唯一相关死亡案例则属于因偶合性疾病而亡。最终，新华网也耐不住寂寞，挺身而出，试图做一回还原事情真相的救世主。

    除此之外，面对广大善良的民众，面对急欲求知真相的民众，面对仍在忍受失子及高压威胁的王明亮等患儿父母，面对因为举报疫苗问题遭受不公平待遇的陈涛安，公权力还能做什么？除了施以利诱，开出少则5万，多则10万的封口费外;除了发出“再闹，砍掉你一条腿”的威逼之外;除了派出警察进京欲接王明亮回山西之外;似乎统一口径地失了声。当然，唯一的略带亮色的，还有宣布钦差即将降临，这不啻于是个莫大的喜讯。也许，所有的悲剧会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结局，也许，所有的逝去的小生命会得到一个说法，也可能安息。然而，如果这只是一个一厢情愿呢？如果政治的正确在某些人的心里依然是比良知和价值来的更重要的存在呢？毕竟，这就象一个硬币的两面，不是正的，就是反的。博羿的结果，往往是正面胜出，反面朝下。倒是有一个在美国的，关于同类事件的年代久远的例子，出现了小小的例外。1976年，美国总统福特签署文件，启动接种猪甲型H1N1猪流感疫苗计划，然而不久即有报告称发现有患者疑似接种疫苗患病案例。其后，政府招来潮水般的诉讼，各种患有奇怪症状的病人向政府提出赔偿。当年签署接种计划的福特总统在当年稍后进行的大选中败选给卡特，而美国政府不得不花十余年时间应对相关诉讼。到1993年，美国政府共向当事人赔款9300万美元。前事之师，当为后车之鉴。这在中国，是百灭不变的真理。所以这样的国家赔偿法在中国是不被适用的，因为据说疾控中心是公益事业单位，非行政单位，不在赔偿主体之例的。如此说来，做为监管疾控中心的主管部门--山西省卫生厅仿若可以事不关已，高枕无忧了。难怪乎，一方面对于要求做出鉴定的群众做出违反回避原则的所谓专家鉴定，又对于举报疾控中心的当事人做出了虚构的卫生部调查结果。另一方面，却暗渡陈仓地放任仍处于调查期间的主要领导提前退休，全家远赴澳洲游（不知此笔庞大开销来源何处？因为据说此前纪检组已彻查过，该领导是个清官！）;放任所谓的卫生部所属企业华卫公司主要责任人田建国不知其踪。这样说来，即使钦差来了，也不过是和空气做一场徒劳的演练？然而纵使是作秀或者演练，善良的人们仍冀希望着因了这场作秀，仍健康并幸存的孩子再不遭如此莫名的厄运！

    终结几天来的无头苍蝇似的乱撞，权与这个事件做一个暂时的告别。但告别不意味着疏远，只是让自己的心灵稍得片刻的喘息。

    遥祝去往天堂路上的孩子们，（仿佛看见你们背着小书包，一路走去，面带着微笑，回头轻轻地和我们挥手说再见......）一路走好！

    几天过后，就是清明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