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近年来，我国公民因以发短信、发帖等方式批评地方官员，被冠以“诽谤罪”而遭牢狱之灾的案件屡有发生。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检察院审批。”

　　诽谤罪批捕权的上移，无疑有助于摆脱个别地方官员对司法独立性的干扰，也是在实现“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的庄严承诺。

　　诽谤罪之所以成为舆论监督的焦点问题，本质在于公权与私权边界不明，个别地方权大于法，领导的面子隐藏在法律旗帜后面打击公民的正当批评，而个别地方司法机关没有恪守法律底线，充当了领导“打手”的角色。

　　之前轰动一时的“王帅帖案”、“彭水诗案”中，法学家已经向公众阐释得很明白，诽谤罪的两大特性：一、诽谤的受害者必须是个人，而不是政府，政府只有接受批评、监督的义务，无权捍卫所谓的“名誉权”。二、诽谤罪原则上是自诉案件，司法机关的抓捕和公诉不能任意启动。

　　既然政府没有名誉权，既然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批评、监督政府和官员的权利，那么为什么“诽谤官员”的闹剧还一再发生呢？这源于公权力缺乏有效制衡。个别地方官员，一会儿把自己打扮成“诽谤”案的受害者，楚楚可怜，需要法律“保护”，需要公诉发帖者；一会儿，他们又作为司法机关的领导，直接命令警察抓人，这显然是“自己做自己的法官”，以法律的名义嘲弄法律。

　　制度的问题，需要制度来解决，为排除地方利益对办案的干涉，形成有效的制衡，最高检要求对诽谤案的批捕权由上一级检察院行使。但此新规，依然有令人“放心不下”的地方：一则，新规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施行，并不是正式法律制度，有学者指出：这只是检察机关内部工作机制的调整，能实行多久尚不明确。

　　再则，现在最高检要求“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需要将批捕权上移。这是对公民免遭公权伤害的一种消极保护。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认为，检察院是法律的监督机关，可以更积极地启动监督机制，主动纠正地方官员违法乱用“诽谤”罪名。当下“级”检察院在“处理”涉及官员公务的“诽谤案”时，即使是认为案子“不属于公诉情形”，是否也可向上级检察院报告，以使上级检察院能及时纠正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变消极保护为积极纠错，也让地方政府在祭出公诉“诽谤罪”法宝的时候，有所权衡、所有忌惮呢？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看，鉴于刑法246条的“诽谤罪”，一再被个别公权机关滥用，阻碍公民的正当批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立法解释，或者由两高、公安部做出联合规定：明确该罪的“被害人”不可能是政府机关，官员因公职行为受到批评，也不可能是“被害人”；明确该罪原则上只能自诉；明确只有在哪些具体情况之下才能启动公诉程序，确保公民不会“因言获罪”。